多半年没在这块田地耕作了，姑且称这段日子为撂荒期吧。其中缘由：要么在于还没遇到合适的种子，要么是不确定以何种方式播种，抑或土壤本身的肥力不够，当然园子主人的懒惰和黔驴技穷般缺失感悟也是很好的解释。今天，重新抡起一套行头准备结束撂荒时代，是因为2008年春节前的这场灾荒刺激了我不太敏感的神经，勾起了10年前的记忆碎片，更产生了一些小的想法，期待着这些小的想法，能为我这半年多“不负责任”的撂荒行为，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。

        1998年，洪水滔天之时，人大的一张通知书，让我第一次体会了什么是真正的“金榜题名时”。洪水猛兽也让我有机会在还没跨进校门之前就偶遇了校长。某期的焦点访谈上，打出了这样的title, 李文海教授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，著名灾荒史专家。这个title着实让我目瞪口呆了半天。灾荒史，这可够晦气的。心中暗喜，与校长的专业相比，咱的党史还不是最差的嘛？至少听着不那么逆耳吧。这只是当年的一点点阿Q。现在想想，一个与人斗，一个与天斗，党史与灾荒史也算得上姐妹学科了。几分天灾，几分人祸又该如何计算呢？

         2008年，大雪封山之即，温家宝在长沙火车站的道歉引来了网络上不少口水。这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上个月给德国学生做的“关于中国行政体制的介绍”的报告。报告的最后，我把温家宝与矿难孤儿一起流泪的照片作为结束，以示未来中国行政改革的希望所在。现在看来，这样的结论是值得再讨论的。因为我们不知道20年前，温家宝在陪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时候，是否也留下了同样真诚的泪水。虽说，每一滴水珠都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，但这些泪珠对于整个官僚行政系统的转型和改造却只是沧海一粟。

或许，有效的变革力量来自于时间的累积。无论是大自然，还是个人的小宇宙。比如说，20年前站在赵紫阳身后一言未发的温家宝，20年后以总理的身份真诚地向民众道歉；又好像，10年前，躺在学1-403 房间6号床的帘子里怀春的18岁女孩，10年后，变成了独身一人在莱茵河边思考婚姻价值的第三种人。如此看来，只要经历的时间足够长，又愿意在长途跋涉之余歇歇脚回头看看，总是会有一些有趣的小发现，这些小发现没准儿还蕴藏着巨大的变革力量。

就雪灾来说，气象专家认为，这次雪灾是全球气候变暖的表现。虽然，我的论文在装模作样的研究环境政策，可动辄拿这些全球、世界诸如此类的大概念吓人，显得很不生活化。我倒觉得：灾荒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不愿意有选择地“撂荒”造成的。从GDP狂热，到消费主义至上；从一面红旗飘飘，到多面彩旗不倒；时时刻刻，我们都在为若干主义而奋斗着，耕作着。我们勤劳地把周遭的一切，作为自己耕作和收获的工具，我们都不愿意，或者不敢，不能摘下面具，卸下行头，做个智慧的“撂荒者”。

 结果，天降大雪，颗粒无收。。。我还不得不为我被批判为“不负责任的撂荒行为”建构合法性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