守时是我所看重的基本素养之一。事实上，将守时定义为“素养”的一种，已经有些夸张了。严格说来，它只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而已。如果说守时是一种“美德”，那就更抬举它了。推理很简单：偷了别人的财物，要受法律的制裁；偷了别人的爱情，要受伦理的谴责；那么偷了别人的时间呢？无论钱财还是爱情，都是可再生的资源；人这一辈子所拥有的青春和时间却无法可持续，活一天少一天！然而，对于那些以各种方式、各种理由迟到，从而扼杀他人青春和生命的人，却没有建立一套正式的惩罚机制，实在是人类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遗憾。但是，在这方面，制度主义者的理论是适用的：凡是正式制度缺失的地方，一定活跃着非正式的制度。我向来阿Q般坚信，对于那些不守时的人，“上帝”（上帝管不着的群体就归“老天爷”负责）的惩罚就是让他们永远失去别人的信任。应该说，这个惩罚是最严厉的。如果说人都是理性的，自利的，能够趋利避害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在如此严厉的惩罚面前一次次迟到呢？

    我的个人观察是，迟到或许也是人类理性，自利的一种表现。因为，人通常都是在不重要的情境中、面对不重要的人或事而迟到的。不存在永远守时的君子，也不存在永远迟到的小人，人总是根据自己心中的那个天平来选择是早到、准时到、还是迟到。

    他迟到频率的加大，和你等待时间的增加，足以说明了你所处位置的渺小！你可以等待1小时，等待1天，你可以等待一辈子吗？你愿意付出金钱，付出爱情，你愿意付出生命吗？你也是人，理性的，自利的，能够趋利避害的人！如果你心中的天平决定你无法像他一样迟到，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：结束寒风中的苦苦等待，回家取暖吧！

    老公终于卖出去了，买家是中石油人事部。他在SKYPE的视频窗口里神气十足，号称这回可以把我“养”起来了，还催着我赶紧回家，别为德国鬼子那点欧元耗费青春了。等我戴上洋博士的帽子，脸上都得出老褶子，再怎么“唤生青春”也是糟蹋钱了！

    在外面，我一向匮乏竞争意识；但在家里，时刻警惕有人惦记着我一把手的位置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，看来我在小家中的位置开始面临挑战了，为了“小我”在“小家”中的权威，就不得不摆出“大家”中的“大我”姿态了。

    从“大家”的角度看，中石油是我最讨厌的几个国企之一，动不动就涨价没商量，油品质量据差不说，还看人下菜谍，据说北京的汽油质量就好于外地，美名其曰“北京特供”。越发严重的汽车尾气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，中石油罪责难逃。可谁让他是共产党的大儿子呢，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早就被全国人民给惯坏了。找这么个骄横跋扈的“买家”，想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？难啊！第一个月工资还没发呢，就夸口说要养我了。看看，“垄断一切”的本质表现地多么明目张胆！

    从“大我”的视角说，不错，知识分子，尤其是人文、社会科学，是在被“保养”，这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战略。于是，知识分子成了党的附庸，乖乖地伺候着他的主人：从客厅到卧室；从餐桌到马桶。毫无怨言，面带微笑！

    思前想后，如果无法逃脱读书人的命运，怎么都是被“保养”，那么还是被老公养好，因为“党”太抽象，而老公却是圆圆胖胖，摸得着看得见的；老公最多逼着我赶紧给他生儿子，而党的背后可是“枪杆子”！

    转念一想，其实，被老公养也就是间接被党养。老公养家糊口的这点工资是不是“党的大儿子”端着“枪杆子”抢来的咱不敢说，反正他是咱消费者的血汗钱！

    以后，老公按月准时交工资的时候，我都得不忘给他敲敲警钟：“我是被你养吗？别臭美了，是被全国人民养！”

    可这时的我，一定喜出望外，盘算着什么时候去买衣柜里的下一件衣服。哎，书生的悲哀！